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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铃贻芳远 百载耕漠寒

骆驼耕沙漠，
梅花铁骨寒。
暗香侵古道，
今日犹芬芳。

——赖少其

本报记者 王玉

2008年9月12日，一位百岁老人在北京医院安然辞世，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的经济学家骆耕漠先生。在南沙沟小区骆老生前的住所，记者见到了忙着接待吊唁人员的骆老的三个女儿：骆小予、骆小红、骆小元。她们谈起刚刚过世的骆老，话语中充满着对父亲的敬仰与思念。

最后一天

9月12日临近中午时分，骆老的心脏突然出现衰竭迹象，血压急剧下降。因百岁老人脏器衰竭的速度比较快，12点06分骆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从2007年7月住院起，因为肺部反复感染，骆老经常发烧，体力消耗很大，后期曾出现过两次心脏房颤。逝世前的半个月，由于炎症和体温的控制越来越困难，骆老一直处于持续低烧状态。医生认为骆老的脏器是在低水平状态下维持运转，但尚未预料到病情会急转直下。
骆小予说：“我父亲走得虽然比较快，但是特别平静，没有痛苦，他很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天早上，骆老的助手韩孟还和骆小予通电话商量骆老百岁诞辰的庆贺活动。骆老的突然逝世，让身边的人都有些始料不及。原定于10月15日召开的祝寿会现在改成了追思会，并提前于10月12日在社科院举行。
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设立学部委员制度，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共有64名（包括1957年增选的3名委员）。53年间，为国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这些大师们一一谢世，现在硕果仅存的三位大师之一、百岁的骆老又离开了我们。在骆老去世后，各界人士纷纷致电、致函家属表示深切悼念。

喜欢听新闻

骆老晚年失明之后，更加喜欢听新闻，以便随时关注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热点问题。住院期间，尽管骆老体质逐渐衰弱，但只要退烧、状态稍好一点，他就坚持听广播、听新闻，还经常让女儿来给他念《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报纸。因为骆老年事已高，跟不上电视台的播音语速，遇有《新闻联播》、《晚间新闻》节目中他十分感兴趣的内容，也会让女儿从报刊杂志和网络上查找出来，慢速复读和录音播放给他听。
2007年10月，李长春同志和陈奎元院长到医院看望骆老，给骆老过百岁生日。虽然那时骆老因接受鼻饲治疗说话有困难，不能口头表达，但他心里知道长春同志是代表党中央来看望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所以在当天下午从整理病房到探望结束的前后两三个小时内，骆老都以其百岁、重病之躯，始终坚持端坐，积极予以配合。当晚，他照例听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当播出这条消息时，骆老非常注意听。骆小元回忆说：“事后我几次给父亲慢慢地念了这段新闻报道词，给他描述长春同志亲自帮他切开生日蛋糕的深情场面，每每父亲都很激动，看得出他特别感谢党和国家领导、社科院领导对他的关心。中央领导给予骆老这么高的评价，也是对他坎坷一生的最好告慰。”

珍贵的《往事回忆》

骆老住院后听得最多的是《往事回忆》的录音。30万字的《往事回忆》，是骆老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口述的回忆录。
与一般口述史不同的是，骆老在成稿后，让家人、亲友把书稿全部念下来，灌成录音带，反复地听录音，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地改，甚至不放过每个标点符号。骆老的夫人和三个女儿，原物资部的崔运宽同志，以及骆老的胞弟、学生、助手等人，都这样帮他记录、读录、修改、整理过书稿。骆小红回忆说：“我父亲会反复地听录音带，一本书差不多都印在他的脑子里，哪怕只是修改一句话，他都会照顾到前后文修改的统一性，提示你还要在其他某某章节做相应的修改。”在骆老的书房里，记者见到了这批珍贵的录音带，整齐地排满了几个书柜。
当时，女儿们见到骆老年事已高，还这么辛苦，就强烈要求他多多休息。做过编辑的骆小元建议父亲：“不要按年代写回忆录，这样写非常辛苦，不如只写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粟裕、曾山等领导人工作的片段，这样新闻看点多，也容易写一些。”但骆老却认为，这些领导人都很伟大，能跟随他们工作使自己一生受教益，他要回忆、要写。但当年还有许多牺牲了的战友，现在知道他们的人并不多，更需要我们活下来的这些人把他们写下来。现在，骆老这些文字记载的意义已经显现了出来，《往事回忆》已成为研究新四军工作最珍贵的史料之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骆老的视力就比较差了，但他以非凡的毅力调整心态，力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仅起居生活自理，而且在写作上有着长期的规划。骆小予介绍：“用这种写作方法创作的，还有60万字的学术专著《马克思论三种社会经济关系》。另外，我父亲还曾打算写《往事回忆（二）》，回忆建国初期恢复经济的工作经历。只是由于健康等原因，计划被搁置。”

骆一禾的父亲

骆老一生经历过很多坎坷，但从来不作无谓的抱怨，而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钻研、笔耕不辍，终于成为当今经济学界的一代师表。骆老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教育着他的下一代。
骆小红说：“我父亲97岁时还经常工作到夜里11点多钟，他的坚毅、豁达，让他的儿女、学生、同事折服。”骆小元说：“父亲常常在战友、同事最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30年代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倾囊掩护过方志达叔叔逃脱国民党特务的追捕、赴国外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革时期，他不顾自己也被迫害，全力救助顾准叔叔。我非常崇敬父亲的为人。”
秉承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追求，骆老的三个女儿都在各自的领域踏实工作，有着不俗的口碑。但最为外界津津乐道的是骆老的小儿子，著名的诗人骆一禾。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在父亲孜孜以求、开拓进取的学术风范熏陶下，骆一禾在文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诗潮的代表诗人。在骆老客厅的书橱中，记者见到了厚达将近900页的《骆一禾诗全编》。
骆老和一禾感情非常好，父子俩经常一起谈话、切磋。有一次，骆老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一篇文学评论，感觉写得非常不错，后来听得作者是骆一禾，骆老非常高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9年骆一禾因病去世。骆小予说：“这对我父亲打击很大，后来一次在看《秋海棠》的戏时，我父亲哭得特别悲痛。我才知道父亲是在藉此缓泄失去爱子的悲痛，他一直压抑着自己，怕引起我妈妈难过。”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此后，骆老的眼睛就彻底看不见了。
斯人已逝，风骨长存。这位在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屡建功勋，在和平年代笔耕不辍、著书立说的杰出学者，用自己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怀。骆老的经历和著作、为人和为学，无疑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深思和回味。

我们眼里的骆老……

周光春：
泰山北斗。

马 宾：
我们的同志都是好样的。

李成瑞：
抠概念的精神永存。

于光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宋涛：
耕漠同志是我的老大哥，他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设与发展而辛勤耕耘，其坚定的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愈挫弥坚的品格在我国经济学界树立了一座丰碑。

陶大镛：
我刚进大学，开始接触到《生活》、《中国农村》等进步书刊，经常读到钱俊瑞、邹韬奋、章乃器和骆老等所写的时论，深受教益。他于1936年发表的论文，我至今尚有印象。他1937年写的《中日经济提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吴凡吾：
1947年3月，华东军区供给部创办华东供给学校，骆老兼任校长。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活跃，学员在政治上要求上进，业务上钻研空气很浓。

许毅：
骆驼耕耘沙漠，是先生八十余年纵横学海的生动写照。50年代，由中宣部组织的“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是个重要的经济学术阵地，会上畅所欲言，讨论各种经济问题。我是财政部工业财务司副司长，作为实际部门的代表被邀请与会，曾向骆老当面求教过有关级差地租的问题。

赵人伟：
骆耕漠当过大官，但一直是非常勤奋又勇于探索的学者。1959年春，他应邀去成都参加由财政部主办的成本核算会议，我当时作为助手与他同行。在白天参会和学术访问之余，他晚上埋头写作。有时主持上述会议的财政部副部长金明同志在晚上来找他下围棋，他在第二天晚上继续从事写作时总要对我说，昨晚耽误了时间，要设法补回去。

李泽中：
骆老在经济研究所的五十年，对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丰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专家和国家干部。他同老战友孙冶方一道，对经济研究所的成长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张卓元、林青松、冒天启、韩孟：
骆老长期从事《资本论》以及商品、价值和货币等基本理论范畴的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重要流派的代表人物。

王进才：
骆老对人类社会不同经济形态下的生产交换关系进行研究，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性商品经济新理论。

邵小鸥：
耕漠伯伯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38年秋，中共浙江省委调我的父亲邵荃麟和母亲葛琴去金华参加省文化小组工作。文化小组共三人，组长就是伯伯。他与我的父母在浙江并肩战斗的日子虽仅几年，但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王礼琦：
淮海战役期间，我军有一百几十万军队和民工参战，每天需粮食500余万斤，运送弹药量2590余万斤，收容伤员近10万之巨。骆老身兼数职，后勤保障有他突出的功劳。

于祖尧：
我家两代人受益于骆老。叔父是新四军。从叔父那里知道骆老是位投笔从戎的大学者、经济学家，令我敬仰。他的慈祥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抹不去的记忆。建国后，我在人大读过骆老论著，系统地聆听过他的讲座，深为他精通《资本论》和熟悉国情所折服。

顾秀林：
骆伯伯是和我父亲同辈的人中少有的功德圆满的一位。他以长寿战胜了一生中经历的一切艰难和苦难。虽失明但未与时代隔绝，他倾听、思考，充满了精神的光明。他98岁时曾对我说：“风雨已经过去，你们要努力，要向前看！”

程福祜：
1980年我因生态经济学研究请教骆老。他关心生态环境，重视臭氧层的破坏以及如何从经济理论上分析问题。当时，学术界有人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已不能说明生态环境问题，他谦和地说：“请那些同志把意见表述出来一起讨论。”

陈瑞铭：
联想骆老一生，我感悟，个人私利摆头里，如何做人放后面的人，有时难免扭曲不堪；如何做人摆头里，个人私利放后面的人，毕生堂堂正正。只有那些具有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涵养的共产党领导人，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敬爱。（韩孟 整理）

骆耕漠生平大事记

1908年10月18日，生于浙江省於潜县（现浙江省临安市）。

1923年夏，考入浙江省立商业专门学校。

1927年2月，在北伐国民革命军17军2师政治部担任宣传科员、组织科员；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共青团杭州市一区区委书记，11月被捕入狱。

1934年春出狱后，即赴上海和新老战友一起，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和抗日救亡运动，开始用笔名“骆耕漠”发表文章和书稿。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东南局文委委员等职务；创办了大型综合性刊物《东南战线》，并担任主编，曾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及指导。

1941年5月初，任新四军军部财政经济部副部长，主管江淮银行工作。

1945年9月至1946年底，随粟裕部队调往苏浙军区，担任苏浙军区供给部部长、苏浙公学副校长、华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等职。

1949年3月，任华东局财委委员兼秘书长；5月，任政务院华东区财委秘书长、计划局局长、华东财委副主任。

1953年4月，任国家计委成本物价局局长、计委委员。

1954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成本物价、财政、金融和劳动工资。

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8—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兼《经济研究》主编等。

1981年1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同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1982年离休，同年6月，受聘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

2000年，中央批准骆耕漠同志按中央国家机关部长级待遇。

2005年，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

200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终身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2008年9月12日12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10-9 11:04:05

经小燕一说，我去社科院网站收索，找到了原文如下：

　　我国著名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骆耕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9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胡锦涛总书记闻讯后，对骆耕漠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家属表示慰问。
骆耕漠同志的家属对总书记的慰问表示感谢。骆耕漠同志的女儿表示，总书记的慰问和关怀，不仅是对骆耕漠同志的肯定和纪念，也饱含着总书记对老知识分子、老专家学者的关心和鼓舞，更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视与支持。
　　骆耕漠同志1908年出生于浙江省於潜县，1927年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年底被捕。在国民党监狱的6年中，他与难友们一起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出狱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逐渐成为我党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骆耕漠早年文录》和《骆耕漠示知集》等。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３日电　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骆耕漠同志，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２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１００岁。

骆耕漠同志去世后，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俞正声、朱镕基、宋平、李岚清、曾庆红、陈奎元和谷牧、丁关根、李铁映、邓力群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

骆耕漠同志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８日生于浙江省临安市。１９２７年骆耕漠参加了北伐等革命工作。１９３７年底至１９４０年间，骆耕漠在浙江、皖南地区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曾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委员、文委会书记、东南局文委委员等职。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９年初，任新四军军部财政经济部副部长、苏浙军区供给部部长、华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第三野战军东兵团后勤部部长、中共中原局驻华野财办主任等职。１９４９年５月任政务院华东区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华东财委副主任等职。１９５４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５５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同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２００６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终身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这是我的日常工作。在纪念一个伟大的政 党八十周年生日的前夕，我要为我的朋友讲述一段特殊的往事。这是一篇由遗书组成的文章，这篇文章很长，我不知道我应该进入什么样的状态才能把握它长歌当哭的意境。留下它的人永远停留在二十多岁的年华里。他们的文字从二十世纪的一九三零年穿过，留在我的桌子上。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体同志们！当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国民党匪徒正在秘密地疯 狂地屠 杀着我们的同志。被判 重 刑的或无 期徒刑的同志们，差不多全被迫 害了。几分钟以后，我也会遭到同样被迫 害的命运。

伟大的党！亲爱的同志们！我非常感谢你们。由于党给我的教育，使我认识了这社会 的黑 暗，使我认识了革命，使我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现在，在这最后的一刹那，我向伟大的党和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这是一封遗书的前半部份，写这封遗书的裘古怀烈士，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他？那些活下来的人还能告诉我什么荡气回肠的往事？

[画面提示：云居山、骆老出场、介绍骆老的生平、参观纪念馆]

不久前，我见到一位老人，现年九十三岁的骆耕漠老人。他是一位幸存者，是现在唯一可以到云居山触摸往事的人。因为他的双目已经完全失明了。这位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囚禁在国 民 党浙江 陆军监狱的共产党员。那年他二十岁，是一名对革命充满火热激情和浪漫向往的青年。

[画面提示：全新与骆老在云居山纪念馆里]

一九二七年四月，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抹去的日子。一天以前还是同志的人，突然向朋友举起了手中的刀。大革命的热血没有洒在军阀的枪口下，而是沾在那些自称是同志的人手上。没有思想准备的共产党员甚至低估了朋友血 洗 异己的残忍。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一位在大革命时期和恽代英、肖楚女一起被称为“广州三杰”的杰出革命者，到任浙江省委书记三天，在杭州西湖的游船上开会的时候被黄埔军校的学生认出，为了不让党的机密文件落进敌手，他跳进西湖把文件埋进湖底。

但是他没能逃脱那些曾经叫他教官的黄埔学生的追捕。革命以闪电一般的速度告诉年轻的共产党人，那不只是文章和口号，不只是势不可挡的队伍、不只是议 会大厅里的慷慨陈词，不只是朋友沙龙里的理论研究。革命是要死人的。革命就意味着你要面临最亲密的朋友，在一夜之间用你的热血去酿制它的庆功酒，用你的冰冷的尸体去铺平它通向政 权 宝座的道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九十三岁的骆耕漠老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二九年的日子。他的朋友同时也是难友的徐玮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我惊异地看到七十年前的徐玮在这位己经双目失明的革命者心中，留下如此鲜明清晰印记。

放风 的 时 间 到了。在高 墙 之 间的空地 上，张秋人见到了徐玮。一位是二十三岁的中 共 浙 江 省 委 书 记、一位是二十五岁的共 青 团浙 江 省 委 书 记。这是他们在狱 中惟一的一次见面。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浙江省的两位党 团最 高 领 导见了面会说些什么？

骆耕漠老人清楚地记得，张秋人和徐玮交流了几本马列主义书籍的学习心得。没有对随时到来的死亡一丝一毫的恐慌，没有对失去人身自 由的痛惜，也没有说到家中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像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课间休息的两位年轻的学生，从容不迫坦坦荡荡。

在中国杭州著名的西子湖。有一座七重铁门双层高墙岗楼森严的地方，这里是关 押 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地方，就在那片秀丽的湖泊边上，狱中刑场每天都在淌着血与泪，镣 铐声和枪声穿过高墙透出死亡的森冷之气。生命和尊严在这里被残酷地出卖和切碎。为中国劳苦大众争取自由和幸福的人在这里成了阶 下囚 徒。

“ 囚 徒，时代的囚 徒。我们并不犯 罪。我们都从火线上俘来，从那阶级 斗 争的火线上俘 来，囚 徒，不是囚 徒是俘 虏。凭他怎么样虐待，热血依然在沸腾。铁窗和镣铐，坚壁和重门，锁得住自由的身，锁不住革命的精神。死的虽然牺牲了，活的依旧是在战斗。黄饭和臭菜，蚊蝇和蚤虱，瘦得了我们的肉，瘦不了我们的骨。失败是成功之母，胜利终归我们所有。努力呀锻炼，勇敢呀奋斗！总有一天的红旗，随着太阳照遍全球。”

那里关 押着一批向敌人宣告自己是被 俘的红 色囚徒而不是战败者的共产党员。写这支歌的人是秘 密设 立在国 民 党 浙江 陆军 监 狱的中 共 特支 书 记 徐迈进。所有被囚 禁的共产党员聚集成一个特 别 的党 支 部，他们推举出新的领 导 组 织 狱 中的秘密斗争，所有的政 治 术语都用了密 语，所有的密 语都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来代替。

高墙外的党 组 织他们亲切地称作“外祖母”，狱中的特支 他们视做自己的母亲。这支在狱中谱写的《囚 徒之歌》在共 产 党员和难友中传唱，用歌声来表达自己对囚 禁的蔑视。囚 禁只能摧残人的肉体，但是革 命者的灵魂却可以在他向往的世界里任意飞翔。这支歌传出森严的高墙，在许多囚 禁共 产 党 员的地 狱中回响。

“何处是天堂？监 狱就是天堂。何处是地 狱？监狱就是地狱。要创造新世界，监 狱就是好工厂。”这就是裘古怀在陆军监 狱写的诗。今天的年轻人，你知道监 狱是什么？仅凭一首共 产 党 人苦中作乐的诗不能完全表达监 狱的生活。这是一座让人的心灵和肉体都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的地方。甚至连时间在这里都失去了它记录生命的意义。有人在这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有人在这里为了活下去把朋友和同志推上了刑埸。而那些明知自己已经没有机会生还自由天地的共产 党 员，在监 狱里拿起了书。

你知道吗？那些活下来的革命者说，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在十年里培养了一大批毕业于陆军大学的特殊学生, 这所陆军大学就是监 狱。在那个随时都可能被处决被凌 辱的日子里，那些在二十世纪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经济学著作和世界经典文学作品，是吸引这些年轻的知识份子走向革命的启示录，也是他们身处地狱中寻找天堂的火把。

张秋人在头上高悬死亡之剑的日子里，还每天读书五六个小时。在他读书的时候，他不允许别人发出声响干扰他的思考。

有一天他读完书了，把书一扔，说，怎么还不枪 毙？难友问他，你既然准备死，为什么还要天天读书。他诚恳地说，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在外面是天天闹革命，在牢里不能闹革命了，就要天天学习。哪天死就哪天学完。

学习是难以想象的困难。

一批社会主义著作乔 装 打扮，从那些不知道作者乌里扬诺夫是列宁、把《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当成了国民革命，把“左 派幼稚病”这个政治术语当成了小儿科医学书籍的狱警眼皮底下，传进了陆军监狱。

没有笔就削尖了筷子和笤帚当成笔，没有纸就用包药的红绿纸；

利用审讯的时机把墨碇咬下来藏在十滴水瓶子里化开来当墨汁；

每一本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刊物就这样在狱 警的身边不动声色地传阅，真 理像一条暗河在监狱的岩层下流淌，就这样他们知道了高墙外革命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

把文章分开来一小部份一小部份地看。尽量地缩小目标。在身边放一盆水，发现狱 警就立刻把文章放进水中搓烂。

在陆军监狱，每一个入狱的人都会发两只白铁做的碗，碗是用来装用石子、砂子、稗子、谷子、虫子做成的“五子饭”。每一位向往革命的人也会看到写在白铁碗里的小文章，大家亲切地叫它《洋饭碗》，它隐含看“精神食粮”的喻意。铁碗太小了，人们就把革命的启蒙道理写在脸盆里，看完就洗去不留一点痕迹，难友们把它叫做“ 盆报”。

每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都可以看到《伊斯库拉》的小册子，这是俄文“火花”的含义。狱中的党组织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编写的杂志联合起那些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人。你可以想象在七重的铁门里，在每一道铁门上还架着机枪的陆军监狱里，那些上了铁铐的人们还在追求思想的火花、还在为看到的每一张残破的报纸欣喜若狂，还在用英文、日文、德文和俄文交流着社会主义理论，还在为将来的社会发展苦读经济学专著，你就可以知道那些背叛革命的过去的朋友为什么要把共产党员当成了最危险的人物。

共 青 团 浙江省 委 书 记徐玮对劝说他回头是岸的特刑庭长说：“你们现在反共、镇 压革命，是执 行了谁的政 策？要建设没有压 迫没有剥 削的共产主义，实现中国大圣贤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有什么罪？国民党为什么要背 叛 革命？”面对无言以对的对手，徐玮嘲讽地笑了：“你回答不出来，我就只好共产党员当到底了。”说完扬长而去。这样的气宇轩昂岂能是那些自称是三民 主 义信 徒的人可以仰视的！

革命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陆军监 狱里传播。一些普通的犯人就这样认识了让他们一生刻骨铭心的共产党员。每天早晨，当监 狱对面的造币厂拉响汽笛开工的时候，他们读共 青 团 浙江省 委书 记裘古怀为他们编写的扫盲识字课本：汽笛响了，大家起来，上早操，锻炼身体。

就是这样，几年的监 狱生活把一些曾经目不识丁的农民磨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分子和各级领导。几十年以后一些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成长为新中国著名的学者。

革命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那些普通的犯人，这些孜孜不倦学习的人是中国未来社会的缔造者。他们描绘的中国正是每一个中国人向往的天下，那个天下是公平自由富足幸福的天下。尽管，在这个污秽不堪、充满蚊蝇、失去自由、失去人的尊 严的陆军监狱里，革命被叛徒和敌人抹上了浓浓的血浆。他们就像如饥似渴追逐太阳的夸父，即便是倒地身亡，在他倒下的地方他的身体也会化作一片灿烂的桃林。这些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早年的革命者的一批经 典 著作。这些让后人们在学校的图书馆里轻松阅读的理论书籍，在那个时代向中国那些立志消灭 不 公 平的社会，为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未来幸福，抛弃自己的一切幸福的青年知识份子，指出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他们在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他们的亲人知道，父母将失去自己心爱的儿子、妻子将失去亲爱的丈夫、儿女将失去慈爱的父亲。可是，没有人可以拦住他们上路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