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朋友问我，“在嘉兴有多少人知道或记得丁士进的名字？” 听他这么一问，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其实我也听懂了朋友的意思：有多少人记得老丁？这并不是他提这个话题的初衷，主要是面对嘉兴城市建设面貌日新月异的今天，确实还有人在思念这位嘉兴市第一届政府的文教科科长、后任嘉兴交建科科长的市政建设前辈人士。

我和老丁的交往，还是在３０年前的事了。我的妹妹和他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傍晚总有一阵张驰有道的的京胡声在陶家园内飘响，我经常会站在门前的一株大树下，去倾听那丝丝入扣、高亢坚定的《红灯记》乐曲。我敬仰《红灯记》革命者的精神，我更理解陶家院老丁拉响这把京胡的心境。老丁命运多舛，年轻时学的是建筑测量专业，毕业后进川工作，27岁时就担任修建川渝公路的工程师。 后来老丁被一纸父命召回老家完婚并当了一名中学老师。老丁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民国初年从浙江省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后，曾任浙江高等法院杭县地方律师。 这位老先生一个儿子北伐时就参加革命，曾坐过国民党１１年大牢，一个儿子抗日时是声震苏浙皖的游击队长，都是朝不保夕，所以就想把老丁稳在家里。 老丁也是热血青年，曾一个人跑到桂林找任新四军后勤部长的哥哥，结果当哥哥的也劝弟弟回家代替两位参加革命的长兄尽孝，最后老丁还是在解放的前夜从家乡入了伍。

老丁经常邀我去聊天，因而我们成了忘年交。我有一种感觉，老丁与人交往时的每一个细节，都显示出潜在知识的说服力，就好像那沉甸甸的硕果挂在枝头，在你面前散发着甜香和魅力。

老丁对我谈及最多的，莫过于他对嘉兴城建的变化和展望了。 老丁回忆张家弄这条热闹狭窄的小弄拓宽改建时，难以穷尽的激情使他的思维一发而不可收。旧时张家弄位于市区商业繁华地段，长不到３００米，宽近２米。弄内商旅聚集，五花八门样样俱全，声色犬马处处可见。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改造社会，发展经济”，于１９５６年规划实施了这项全市最早，规模最大的市政建设工程。当时的老丁身为交通建设部门的长官，职位不算高，但分管领导责任却重如泰山。

“当时的技术设备比较落后，破土难度大，体力消耗也大，干部在工地上昼夜不得闲着。交建科、市政工程队的领导都是头发长到了脖根，胡子盖到了喉咙口，脸庞瘦得一层层起皮。有的同志手上磨出了血，钻心地痛，用块纱布缠住继续干……也有不少年轻干部卷上铺盖，带上碗具，索性住进了工棚，直到打通张家弄延伸的东西两头。”说到此，老丁神采飞扬：“这条后来改名为勤俭路的沥青马路，长１１００多米，宽２０多米。当时也有人批评是‘冒进’、‘贪大求洋’，可我们坚持城市建设要有二十年的裕量。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勤俭路仍在我们这座城市中发挥交通主干道的作用。”

像这样的激情叙述，我听过好多次。如工人文化宫、人民戏院等漂亮建筑，如人民公园、儿童公园等园林设施，还有老城内那几座桥的扩建等等，我感受到往事的回顾在他的心中沸腾，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在他的话语传递中弥漫上升。实际上，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中，老丁正是与这种崇高的时代精神一起燃烧。不信，你只要翻开嘉兴市城建史册或者有关地方志记载，丁士进的大名就会出现在眼前。

老丁为人不趋时，遇事常持独立见解。他长期遭遇不公正的对待，常逢争鸣、批评和误解，但他都能持一种平和达观、超然理解的气度。而他那刚柔相济、灵敏善感的人生态度和生活姿态给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老丁动手能力极强，在被错划右派下放农村的三年里，他试制了好几种样式的收割机，还认搭伙食的那户农家子为干儿子，两家子女对双方长辈亲伯亲妈的称唤，友谊延续到了下一代。六二年老丁摘帽后重回机关，他加倍珍惜失而复得的工作，用他的专业之长继续做城建工作，直至后来入住“五七”干校。老丁告诉我，文革十年他白天干校养猪，晚上在家装收音机，从11灯立体声电子管一直装到黑白14寸电视机。

记得那个“非常时期”，一次我去妹妹家，正逢老丁腋下挟着块硬纸板出门上班。我就让他把写有他名字和污辱性语言的一面翻到里面，省得路人观看。可老丁走了几步，又把自己的大名朝外翻了过来，大步流星地在街上走着。还有一次，老丁见我上他家，忙放下手中已是半成品的家用小析凳，为我倒了杯水。我拿起他放下的木工刨子，禁不住问：“你为什么费这么大力气做这张板凳？”老丁发出一阵连续的笑声没有说话。我察觉到我的提问十分幼稚是后来我发现老丁家餐桌上常常只有猪油拌青菜一个碗，可他的爱人、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洪老师对于老丁花钱买电子零件，从来开口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有人不认识老丁却又很想知道老丁。我这里试着把他的形象找回来，或许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至今犹在的亲切感：老丁，头脑圆大、马鬃似的头发稀稀疏疏；说的是夹着浓重杭州口音的嘉兴话；深沉而富有观察力的眼睛藏在黑边镜框后面，欢乐时闪闪发光，不尽人意时透彻着超凡脱俗的风度。他专注于自己所主持的各个时期的领导工作，其中包括文化教育、城市建设和筹建嘉兴制药厂。他经常说自己是建设嘉兴的普通一兵，这般质朴无华的比喻，真正表达了他所具备的忘我、无畏的将士品格。我每每想到这位清白做人、热情工作的“普通一兵”，我的真情就会化作对老丁 ---一位被历史记录在榜的离休老同志逝去五个春秋的无限追思。

在天目丁家网上对已故亲人发表的记念文章，基本上都是丁家人自已写的，写得再好，局外人看了还会打折。现在向大家推荐《走过勤俭路就想起了他》一文，是局外人为记念四哥而写的。发表在昨天（2001年11月11日）的嘉兴日报第四版（《南湖》版）上，并且是头条位置。我也是在昨天吃早餐时，翻阅刚送到的报纸时才看到的。也许有人会想，这可能是小燕“走私”吧？不，在这以前，小燕曾问过我阿公的简历，并顺便告知我：有人投了此稿，作者原来是陶家园的邻居，曾在四哥手下工作过。四哥逝世五周年之际，四哥的老朋友们提起此事，引起了他著文的激情。他写好后和与小燕联系，小燕让他投《南湖》版，南湖版的责任编辑叫袁克露，也是“右派分子”，是我1957年办《杭嘉湖报》时的一位老编辑，对四哥当然了解。是袁让小燕先审改文中有关我家历史的一些情况（如丁步松是举人还是秀才等）。我就在电话中读了家谱中我们父亲丁步松的简历，小燕据此作了一些更改，交还袁克露，最后仍由袁克露审定编辑刊载。由此可见，小燕的这点参与，属于死者亲属对事实的校对。从全过程看，四哥生前德高望重，导致老战友著文怀念，是必然的，作者本人也是当前文化界知名人士，并非等闲之辈。非小燕“走私”所能为也。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说清这一些，是为了说明一句俗话：“人在生后被人们公开称道，那是很不简单的。”

四哥在嘉兴四十四年，总算在民间留下了不少赞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比官方档案更为可贵。我深感自已品德不如四哥。四哥在世时，我总认为他太厚道、太迂腐，其实这正是他的处世豁达之处。我多多少少也有些这种遗传因子，就是不善于保护自已，老为他人考虑得多。但是，四哥尤甚，我远远不及也。但望我们丁家小辈也能从这篇文章中有所感悟才好。